誰能告訴我怎么活？
1980年，《中國青年》刊登了青年讀者“潘曉”的來信：“有人說，時代在前進，可我觸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說，世上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可我不知道它在哪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個人已經很累了呀……”
2005年，“開復學生網”收到了它的第1000個問題：“開復老師：就要畢業了，回頭看大學生活，我想哭，不是因為離別，而是因為什麼都沒學到……要說收穫的話，就是對什麼都沒有的忍耐和適應。”
2020年，有年輕人在任志強發表“買不起房為什麼不回農村”的言論後，在微博反問：“您說的是有道理，但是我們不想就那么認命！我們嚮往大都市才會奮鬥拼搏，您如果是我，您也會選擇大城市吧？！”
青年的心是一個時代最敏感的溫度計，也是一個國家最脆弱的神經。那些屬於青春期的迷惘、熱望與憂鬱，與時代的前進、變革與激盪息息相關——每一代人的青春期困惑，構成一個國家的青春期病史；每一代人的青年導師形象之變，構成一個社會的精神進化史。
青年導師形象之變
中國青年從來不乏指導者。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魯迅以筆作槍、60年代人手一本紅寶書、80年代李澤厚啟蒙美學、90年代余秋雨開啟“文化苦旅”……他們在一個中國人年輕時成為青春期記憶，然後又迅速在中年時剩下極淡的身影——正如我們的文明逐漸只指物質文明、時代赤裸裸地被稱為欲望時代、中國變成急之國，也不過30年。
青年導師在解答人生問題，也在解答青春中國的社會問題。經歷過青年導師與政治偶像重合的年代，經歷過青年導師幾近空白的年代之後，到了2020年，中國的青年導師基本形成了三大派系，其實也是我們社會的三個縮影：
一是基於“成功動機過剩”而生的成功學老師；
一是解決情感缺失問題的情感老師；
一是來自交流即時、互動的網路“@老師”。
這是成功學導師解決不了的問題：你為著複製成功而來，但時代的成功卻不可複製——無論是上一代人白手興家的故事還是一夜成名的經驗，對下一代人來說都屬於“時不再來”的偶遇。俞敏洪發明新東方精神，把英語變成成功學，把留學變為人生拐點，但海歸回國遭遇的卻是低薪與失業；李陽告訴你瘋狂與自信是改變人生的力量，但朝他作出下跪姿勢的年輕人，身上又何嘗沒有橡皮人的基因；劉墉教你如何靠平常心成功，但你在欲望社會，最找不著的就是平常心。
這是情感老師解決不了的問題：你要進行愛的教育，但最好的止痛藥卻是拋棄愛——放手總比珍重簡單：張小嫻解剖男人如庖丁解牛，但女人透析男人的結果往往是成為剩女，注定看著世紀佳緣上市與《非誠勿擾》熱播；彭浩翔進行《愛的地下教育》，不時奉勸女孩子“以漫天亂箭把這賤男射個稀巴爛”；莊雅婷被稱為“耳光抽醒患者的恐怖醫生”，但她的“聰明才智通常用來刻薄一切”。
這是網路老師解決不了的問題：你一旦過於依賴別人的智慧，自己終會喪失智慧——當女朋友深夜接前男友電話，你都要偷偷上網問百度知道怎么辦時，網際網路的“雲智慧”最終讓你喪失了獨自思考的習慣。人之大患在好為人師。唐駿學歷門應了這句古訓，也應了他先前說的“人一出名，最怕被人給盯上”。從余秋雨到唐駿，近年來我們目睹了一個個老師的倒掉。
唐駿現象提出了三個問題：誰的成功可以複製；誰配當青年導師；以及他們應該教導些什麼。
誰的成功可以複製
他們是壓力最大的一代，也是最沒方向感的一代。他們不想工作，他們拒絕加班，他們喜歡寵物甚於小孩。而現實是，他們又要工作又要加班，有時還要生孩子。年紀輕輕背上房貸，年紀輕輕沒了理想。曾經的飄一代淪為宅男宅女，這是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