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崔東匯
你知道柳樹，未必就知道像柳樹一樣的人。
我知道。我就是其中的一個。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從《詩經》里知道柳樹與人的情感時，我已坐在了邯鄲師專的教室里。我的人生將從此另起一行，與土地的關係也將暫告一個段落。
那時生產隊的土地剛剛責任到了我父親的名下，歡欣鼓舞的父親為了表述對土地的虔誠，爬上村東老柳樹砍了一抱粗柳枝，哼著小曲把它們一字排開栽在自家地頭，豪氣十足地對我說：用不了幾年就能長成檁梁，等你成家蓋房的時候就能用上了。
此時正是1980年秋風掃落葉的時候，秋風把我吹進了城市，而柳樹絲紋未動。從此，我在這頭，柳樹在那頭。
越來越時髦的城市讓土裡土氣的柳樹變得灰頭灰臉，就像我們這些生活在城市裡的鄉下人。傳統詩詞文賦中柳樹的風光只能在記憶中的鄉村去尋找。那時，柳樹浩浩蕩蕩點綴著荒涼的大平原，是何等的氣派。現在想來，倒不是鄉下人偏愛柳樹，而是因為柳樹們性命質樸容易存活，正像我們這些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生的鄉下人一樣，不管天災人禍風雨交加，還都接二連三地充斥了人間，廉價地延續著人間的煙火，卑微而頑強地活著。
我們當然不甘心如柳樹一樣一輩子任憑風吹雨打，我們也嚮往生存土壤的肥沃。可高貴的理想之旅比李白走蜀道都難。於是在高考的獨木橋上除了老三屆外，最擁擠的就是我們這一撥人了。
我們沒有五十年代人生逢社會和人心相對的純淨以及後來推薦上大學的僥倖，也沒有七十年代人那樣趕上生活多樣化的選擇自由和高考擴招的寬鬆。我們處在乍暖還寒時節，在初春里蠢蠢欲動而又不時遭受春寒侵襲。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明知春風似刀，我們偏向刀叢擁擠。
受招生數量限制，彼時彼地能順利走過高考獨木橋的只有4.3%,這就意味著95.7%的人要從這獨木橋上摔下去。有的摔下去後乾脆就永遠把理想還給了村邊的柳樹；有的參軍到部隊考軍校，“曲線救國”;更多的是屢敗屢戰。我第一年從理科上摔下來，第二年又從文科上沖了過去。而我的一個同學從1979年開始，連考六年，用了兩次解放戰爭的時間才把自己從獨木橋上解放出來。
那會兒即使考上了中專，也足以讓十里八鄉的眼珠子瞪出來，要是能考上大本大專，不是祖墳上冒了青煙，就是柳樹上結了仙人果。哪像現在，過了七月雲開日出家家都把紅旗掛，碩士博士滿街亂碰頭。所以我們對獨木橋愛得如痴如醉，又恨得咬牙切齒。在我們眼裡，這獨木橋就是通往桃花源的必由之路：“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可這數十步卻漫長得讓我們拼死拼活，焦頭爛額。而那些非農業戶口的同學卻優哉游哉地閒庭信步，因為他們考上考不上都無關緊要，反正高中畢業後國家給安排工作。為此，我的同學張慶雨氣憤而又無奈地對我說：我要是非農業戶口，才不費這龜孫傻勁兒哩！
應該說，我們這一撥人是拽著理想主義的尾巴一路跌跌撞撞走過來的。與那個百廢待興而又充滿生機的年代一樣，我們每個人既有轉戶口求工作的急功近利，也有胸懷世界的理想，都覺得自己將來不是魯迅郭沫若，就是華羅庚陳景潤。學習累了，我們就躺在宿舍大炕上望著屋頂的檁梁椽木，心裡默默設計著自己將來在社會上的支撐作用。
我們用書本擺渡著自己，雖然吉凶難測，前途未卜，也常常幻想到達彼岸後“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的浪漫。
師專的學習生活稀里糊塗一晃而過。畢業時，幾個家在市裡的同學留在了城市，像我們這些來自農村的撈了個文憑和非農業戶口又分配到了農村中學工作。
淚水漣漣，“祝你成才”,分別的激動和鼓勵我都憂鬱地留給了城市，心存不甘而又無可奈何地回到了鄉村中學。
父親栽下柳樹後就再也不去打理它了，就像對我一樣，把我迎接到人間他就當上了甩手掌柜。並不是我們父子感情淡薄——他不識字，沒法在我讀書時指導我的學習；他沒有權勢，沒辦法為我鋪就錦繡前程。他能為我考慮的只是些很具體很實在的問題，比如婚姻。